2008年1月15日 星期二

2008台灣立委選舉若採用單一選區兩票聯立制計算席次?結果將大不同

2008台灣立委選舉若採用單一選區兩票聯立制計算席次?結果將大不同

單一選區兩票制是我個人很推崇的現代選舉制度,但其實它分為兩種,有各自的優點與缺點,但很可惜的,台灣選擇了缺點比較大的那一種,也就是日本等國採用的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而我認為最能夠充分反應民意的代表制度,就是德國等國採行的單一選區兩票聯立制

我們來看看這兩者有什麼不同?

兩票制,就是一票選人(小選區),一票選黨(全國不分區)。而德國使用的聯立制是投票後,先以第二張票,也就是政黨票的各政黨全國得票率,來計算不同政黨個別[應該獲得的席次],扣掉沒有超過5%或法定門檻小黨票(形同無效政黨票)後,將比例套用在全國國會議員總席次上,再將產生的各個政黨應獲得席次數字,減去各個政黨在地方區域選舉(小選區)選人票選戰中獲得的席次,再決定該政黨能獲得多少全國不分區席次。大體上就是看政黨票比例決定席次多寡。

而日本、南韓使用的並立制,則是將選人票、政黨票分開計算席次,容易有不能充分代表民意的情況。

這次台灣2008立委選舉,國民黨因為並立制而受惠,拿到比預期要多的席次,奪下81席,而民進黨僅拿到27席次,親民黨1席,無黨籍聯盟則是3席,其他則是1席。

以台灣這次2008年的立委選舉結果來看,如果是採用德國等國的單一選區兩票聯立制,結果會是如何呢?

先來看政黨票,國民黨獲得51%、民進黨37%,其他小黨總計12%,但因為每個小黨都沒有超過5%的門檻,所以扣掉不能算。

所以扣掉小黨的票數就是這次立委選舉的[有效政黨票],將國民黨和民進黨的政黨票加起來計算,可以算出國民黨得票率為58.1238%,民進黨為41.8762%


這 個比例代表了什麼呢?在這次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裡面,只能拿來分配共34席的不分區立委席次,故國民黨拿20席次,民進黨拿14席次。但是在單一選區兩票 聯立制裡,剛剛我們算出的比例,是先做為計算這兩黨在總立委席次裡頭[應該獲得的席次]之用,所以總數113席次的立委,按照該比例,國民黨不分區加上區域立委[應該是66席],民進黨[應該是47席]

這時候重點來了,請大家注意這邊提到的席次數字66與47,必須對應到區域立委的席次上,以這個比例來決定最後的總席次,故當國民黨在區域立委中這次已經獲得了61席,請問這時候國民黨應該獲得幾個不分區的席次?

答案是66-61,應該是5席,國民黨就是獲得66席次,不能再多,而民進黨雖然在區域立委選舉只拿到13席,這時政黨比例產生的不分區席次要補上34席,合計為47席次,而無黨籍聯盟同樣還是3席、親民黨1席、其他黨1席,所以單一選區兩票聯立制又稱為補償制,更能夠反應出民意的代表性,做到得票率與席次的公平性,而不會淪為區域立委中獲勝者贏者全拿的情況。

單 一選區兩票聯立制的最大弊端,除了計算比較麻煩與政黨內會因為不分區席次安排而有衝突外,就是可能產生超過113席次的總立委席次,如果這次台灣立委選舉 結果採用聯立制,立法院總席次就會變成118席。德國就有發生過這種超額的現象。假設,這次國民黨拿到了區域立委席次70席次,超過了剛剛我們計算出來依 據政黨票得票比例算出來國民黨應得的66席,是否要沒收多出來的4個席次呢?答案是不會。故這種假設情況下的新國會總席次,會變成國民黨的70加上民進黨 9席區域立委加上38席不分區立委,合計117席次。

但即便是如此,還是比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下,單一選區中一號政黨拿下51%得票率獲 得一席,而這個選區另外49%的民意沒有任何立委能代表的情況要好,單一選區兩票聯立制能夠彌補了這49%沒人代表的缺憾。畢竟,這次台灣立委的選舉結果 就顯示出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不能完全代表所有民意的情況,國民黨區域加上政黨的整體得票率並沒有72%那麼高,但是卻囊括了72%的立委席次。

單一選區兩票聯立制還有一個特點,比較能夠讓小黨有生存的空間,我們也能夠藉由選票反應出想投的政黨與候選人。

個人不認為降低小黨5%門檻是解決之道,而是應該捨棄並立制,改採聯立制。

當 然,民進黨自己有很多問題並弄錯選戰主軸而大輸這次選舉,國民黨這次掌握到契機與正確的選戰策略獲得大勝。但本文的重點在於,提供各位另一種資訊,也就是 不同的選舉制度,將造成不同的結果。換成聯立制,58:42,民進黨照樣還是輸,但席次與得票率相當,比較不會有不相稱的情形。

民進黨上一屆立委選舉區域立委得票率35.72%,本屆38.17%,還比上次高一些,但席次比例則大幅衰退,並立制正如前面所提,確實有制度上不完善的地方。國民黨得票則從46.73%增加到53.77%。

紐西蘭過去也是單一選區並立制,但因為席次與得票率不能夠完整反應民意,最後以公民投票方式改單一選區兩票制的聯立制,台灣應可參考之。

請大家廣為宣傳與了解,台灣需要的是更健全的選舉制度。至於政府制度,是不是要用內閣制,或者是轉成總統制,這些都仰賴新國會與民意的動向,只要是有機會改革, 拜託改一個比現在制度還好的吧!

十一寇

最近在媒體上看到民進黨被點名的所謂「十一寇」,他們是:
李文忠、林濁水、洪奇昌、段宜康、沈發惠、蔡其昌、林樹山、郭正亮、鄭運鵬、羅文嘉和沈富雄。

在我看來,這幾位先生,並還不夠資格做「寇」,充其量,他們只是在統派媒體製造出來的社會氣氛下,本身比較沒有抵抗力,因而在中了「媒毒」,身形有點搖搖擺擺的人罷了。【請參閱我在12/13發表的 - 「民進黨裡中了媒毒的人有哪些?」該文內有詳述身中了媒毒之後的徵兆】

對 我來說,很不幸的是,這名單裡,有我曾支持過的人,有我們一家人為他出錢出力來選舉的人,也有拿過我選票的人。到了關鍵時刻,這些人怎麼忘記選民用選票付 託什麼樣的使命給他們,身為民意代表,是要聽選民的,還是要聽統媒的?我是選民,身為民意代表當然是要聽我的,哪有反客為主竟然要指導我們去向統派的基本 教義派靠攏的道理?不知道是不是被統媒捧兩下,就醺醺然忘了自己是誰?

基本教義派有什麼錯,我最不能接受沈富雄說什麼「民進黨被基本教義 派綁架」這種鬼話!請問,沈先生您過去選舉拿了多少基本教義派的票(你真的天真的以為都是台北的中間選民和媒體給你的票嗎?),你選上後又為基本教義派做 了什麼?請不要一手拿基本教義派的票,另一手又要去跟統派媒體討版面(或畫面)?身為醫師的你診斷看看這樣玩兩手策略的人會不會自己先精神分裂?

我許多朋友前幾年投票,都聽我的建議投給了沈先生,直到上次選舉,他們都主動跟我反應與抱怨說:這個人怎麼會變成這樣,這次不投給他了!結果呢,沈先生落選了。

基 本教義派之前支持這幾個人,就是要這幾位民意代表貫徹基本教義派的意志,宣揚基本教義派的想法,讓更多人認同基本教義派的理念,平衡政治光譜上過渡偏宜的 現象,使社會會更加平衡發展。這幾位被點名的先生,可能忘了他民意代表該有的態度,竟然拿了基本教義派的選票,還向統派媒體的論調靠攏,以博取統媒關愛的鏡頭。鏡頭搶是搶到了,但選票呢?早就一天一天在這幾位先生的身邊離開了。

我同情這十一位先生,因為他們正是「媒毒的受害者」,或許他們不肯承認,甚至也不自知。

他們是「十一寇」嗎?我看他們還不算是。因為「寇」至少要有帶頭做亂的能力,在我看著他們在媒體面前高喊改革時,也曾對他們寄予厚望,沒想到,除了媒體前喊喊博取版面之外,在其他地方有些人縮的比誰都快?在統派媒體前做做秀,叫做改革嗎?更不用說在自己的政黨面臨重要選舉時,種種扯後腿的莫名其妙行徑。在黨內要改革卻沒有具體的動作,要做亂又只能在媒體前起哄,這根本不叫做「寇」,這只是一種中了媒毒的病態徵兆而已!

說 真的,這幾位先生跟他們常常明嘲暗諷的陳水扁總統有什麼不一樣?陳總統當初也是在一當選總統,就背離基本教義派的路線,討好統媒的論調,走什麼中間路線這 種民主國家裡被稱做騎牆派(fence sitter)的伎倆,結果下場如何呢?要是一開始就堅持原本自己的立場,相信政績絕對光輝亮眼!討好了統媒,統媒有給民進黨一點點善意的眼神嗎?騎牆派 們有得到什麼真正的肯定嗎?還是只是做了人家的棋子,被李豔秋、甚至連勝文那種人在訕笑而已?

我還是請這十一位先生好好回家休息一陣子再出發吧!
因為這幾位先生也只是媒毒的受害者而已。也就是試圖擁抱統派媒體,卻反倒過來被統媒所傷害的又一血淋淋案例。

八年九國斷交 副總統:外交部長應負責

(中央社記者葉素萍台北十四日電)副總統呂秀蓮今天 接受媒體專訪時表示,民進黨八年執政連續斷交九個邦 交國,卻沒有任何一個外交部長為此下台,民主政治是 責任政治,外交本就是沒有槍彈的戰爭,外交部長在前 線作戰,應該挑起政治責任。

  至於她昨天接受專訪時說到內閣人事不妨考慮「局 部調整」,教育部主任秘書莊國榮以「勇者無懼」回應 。副總統說,她並未點名,莊國榮今天對號入座,她不 予置評,不過,昨天她沒有點名,今天都冒出來了,這 是可以公斷的,「一個部長的主任秘書的職權是什麼? 職權有多大?他自己有沒有檢討一下」?改組是部長要 改組,不是針對他。

  外交部宣布斷絕與馬拉威共和國外交關係,呂副總 統晚間接受TVBS電視台專訪時指出,自2001年就任以來 ,在前外交部長田弘茂任內,馬其頓斷交;在簡又新部 長任內,分別有賴比瑞亞,多明尼克、諾魯斷交;陳唐 山任內有格瑞納達、塞內加爾斷交;在黃志芳部長任內 則有查德、哥斯大黎加、馬拉威斷交。

  副總統說,一年斷交一個,連續有九個邦交國斷交 ,值得警惕的是,媒體及國人同胞好像麻木、不在乎了 。四個部長任內斷交這麼多國家,卻沒有一個部長為斷 交下台。

  呂副總統說,她沒有針對性,但「沒有部長下台, 這樣可以嗎」?黃志芳任內連續有三個邦交國斷交,每 一個國家都很重要,「如果沒人負這個責任的話,那大 家做起部長很輕鬆啊!」

  呂副總統認為,外交本就是沒有槍彈的戰爭,隨時 要與中共對戰,要保護邦交,擴展對外關係。民主政府 是責任政治,是不是要負一定程度的責任呢?如果部長 都覺得無所謂,哪個部長會全身捍衛邦交國?雖然斷交 主要歸究於中國對台的零邦交計畫,但部長是在前線作 戰,應該挑起政治責任。

  她同時也提到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馬英九與民進黨總 統參選人謝長廷在台灣主體性的差異。她說,馬謝兩人 出身地不一樣,背負的包袱輕重也不一樣。馬英九因為 出生地的關係,處理兩岸關係,可能有些人更不放心, 但也因為如此,會受到很多人監督,如果民主監督機制 健全,這問題就不是那麼大。

  副總統表示,有當家沒當家很不一樣,沒有當家未 直接與北京遭遇戰,不知北京的態度如何。競選時,候 選人常常幻想兩岸政策要很合理、很和平,陳總統選舉 時也這樣,當選時也期待儘速與北京對談,但每件事受 阻擾,遭到北京的迫害、羞辱後,累積起來的經驗,讓 陳總統很不能相信,才會一直退縮。

  副總統說,現在的總統候選人儘管開出很好的支票 ,這只是wishful thinking(樂觀期待),但只要是在 當家的位置,北京就是給你排頭,邦交國一直被買斷。 970114

藍綠消長的關鍵

中國時報 2008.01.14 
藍綠消長的關鍵
林濁水

 一月十二日,民進黨結束了廿年的上昇趨勢而重挫。二○○一年民進黨獲高居各黨之冠的得票,成為第一大黨,在二二五席中有八十九席佔三九.一%比例。現在降到政黨得票三六.九%、區域三八%,只有廿七席。不只全國得票下降,甚至在綠軍票倉地區,得票都呈現崩盤現象,南部嘉義以南七縣市,二○○四年綠票全在五二%以上;相反地,藍營得票低到只有三八%;然而這次在這些地區民進黨得票率下降,在單一選區的效應下,席次的減損嚴重,至於台北市八席全都失守。

 陳總統認為,幸好民進黨仍有三八%選票守住基本盤,但問題是單一選區會造成投票行為向兩黨集中效應,所以守住基本盤並不是贏的策略,由於投票行為兩黨政治化,台聯票大量流失,民進黨卻沒什麼增加;相反地,國民黨則從三二.八%一舉上昇到五一.二%。

 單一選區的新制讓選民對政黨課以政治責任的效果非常強烈。透過這制度,社會表達了對民進黨八年施政和提名路線的強烈不滿。

 選舉策略的通則是單一選區不利於極端型立場侯選人,然而由於台獨「已成社會主流」,民進黨便希望透過激進策略以囊括台獨選票,無論是提名策略或總統的競選策略都走激進路線,而忽略了台灣社會期待穩定的要求;相對地,國民黨努力降低統派色彩走回李登輝時代的本土化路線。九○年代李主導本土化,吸納了穩健台獨支持者,於是社會對台獨支持度雖上昇但民進黨三次選舉得票反而都被壓在三三%以下,二○○○年國民黨去李後這些選票回流使綠營選票躍昇到四四%,這次選舉國民黨走回「沒有李登輝的李路線」,拉回了支持,民進黨冒進的台獨路線則壓縮了自己擴張空間,於是,台灣「最台獨」的士林大同竟然第一次放棄了台獨黨的侯選人。

 單一選區制度在民主先進國家往往在政黨的起伏上造成非常戲劇性的變化,以日本不久前參院選舉為例,在比例代表上兩大黨依得票比例取得二十席和十四席,湊巧和台灣兩大黨一模一樣,但在二到五席的複數選區兩大黨卻同樣獲得十七席平手,可見複數選區是大家有分的典型分贓體制,但在單一選區,日本兩黨席次呈現六比廿三的懸殊差距約是四倍,這同樣非常湊巧,台灣如排除票票不等值的離島和原住民選區十席,則國民黨在區域得五十席,和民進黨的十三席相比,也正好約四倍。從這樣的數字看來,比例代表制席次的內容包涵了政黨的基本盤和民眾的評價,而單一選區,政黨的好惡評價則產生關鍵性影響,並且其支持度落差會在席次上產生倍數效應。

 有人認為單一選區會造成地方派閥永遠壟斷席位,這在美國行政權和立法權分立和柔性政黨的國家總統施政責任不會被算在議員頭上時,確實如此,但在內閣制和剛性政黨國家,如日本,效果正好相反。選舉時,在內閣和政黨形象成為關鍵因素的前提下,單一選區制正好是弱化地方派閥並造成政黨輪替效果的犀利武器,如這次自民/民主兩黨改選總席次是六十比三十七正好是上次三十二比六十四的顛倒,按理這種的效應將來在台灣也應發生,但由於前述選區上嚴重的票不等值,使這機會幾乎無從發生,於是台灣出現了一個最詭異的下檔體制──選票上的兩黨體制,和席次上的一黨體制。

 於是民進黨遭遇到的就不只是敗挫空前,面對的一黨體制更是空前危機,狀況是如此嚴峻,追究任何個人責任恐怕都已於事無補,當前的重點應在路線和政策重新擬訂上,含淚反省,共同承擔,並有長期臥薪嚐膽的決心才是民進黨唯一的出路。

 (作者為前民進黨籍立法委員)

欠「惡寇」一個公道

中國時報 2008.01.14 
欠「惡寇」一個公道
顧爾德

 慘敗之後的民進黨人應該會很懷念一個「惡寇」──林濁水。

 兩年多前,為了國會減半議題,林濁水獨抗眾議,甚至不惜和民進黨精神領袖林義雄摃上。他堅決反對將國會席次減半,認為單一選區之下,「國會恐怕不只是藍軍過半,而是國民黨過半」,民進黨將永遠成為永遠的在野黨。當時也有人主張先修憲減半國會席次,再談單一選區兩票制。林濁水更強烈反對,認為若沒有單一選區兩票制來減緩衝擊,民進黨承受的後果將難以想像。

 當時林濁水的主張,被媒體形容為了一黨之私反對國會減半。林義雄領導的核四公投促進會抨擊林濁水忘了當初對國會減半的承諾。林濁水指出,國會減半後,基隆、竹縣、竹市、花蓮台東澎湖、金、馬以及原住民,綠軍不可能選上;林義雄則認為,這種說法抹殺了民進黨曾在其中一些地方當選過縣市長的事實。他說,如果民進黨是民主、進步的,金馬地區人民和原住民,遲早會選擇民進黨,「那裡會永遠是藍軍的天下?」

 這個被林濁水形容為「世界上最魯莽的修憲案」還是通過了。當年民進黨自信滿滿,林濁水諷刺道:「是在慶國民黨的功?還是慶民進黨的功?」

 林濁水當時的預言,幾乎都成真。假如當時修憲沒有兩票制,只是國會減半,今天民進黨的席次會更少。

 當年痛批林濁水的民進黨人,當年不敢表態支持林濁水的民進黨人,今天都該自責,都該承擔起這個歷史責任。民進黨不見得會成為「永遠的在野黨」,但要翻身,真得愈來愈難。

 有人說民進黨和陳水扁很會選舉,但他們會的是策略面、戰術面,見小不見大,操弄公投的結果,讓立法院曾經三年內拒編飛彈預算,讓未來三年內民進黨不能提案《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反正也過不了!)。操弄公投的結果,更讓人民不再嚴肅看待公投的意義。而對於林濁水提出的制度性問題,一個長期影響台灣政治生態的問題,民進黨人絲毫沒有分析能力、沒有遠見、沒有辦法預見其深遠影響。直到選後大敗,才有人承認「選制對民進黨不利」。全黨上下推動一個讓自己陷入絕境的選制,大家一起往裡頭跳,這種政黨還憑什麼條件執政。

 國民黨選擇對大勝低調回應。固然說擔心「鐘擺效應」、激起綠色選民不滿;不過,長期來看,馬英九團隊實在也沒有太樂觀的理由。

 未來國會八十一席藍委都將權力空前;未來立法院的委員會,都將掌握著比行政院更部會更大的決策權;未來立法委員個個都是「大委員」──實力從地方貫穿到中央,而且更容易鞏固、擴大再生產。未來的總統府行政院、黨部,大概聽大委員的多,愈難要求大委員。想期待不分區委員扮演專業立法者的角色嗎?從這次國民黨不分區名單擬訂過程的角力,就可以知道這是「非分之想」。未來的不分區名單,一樣是派系、立委分配妥協下的產物,黨府院只有配合的分。更麻煩的是,台灣不是內閣制,立法院有權無責,政策與行政責任還是要由行政院擔負。

 這是大選結果,的確是帶來「穩定」──穩定的立院生態、穩定而沒有進步性政治秩序,一個未來多年難以動搖的保守秩序。這樣結果居然是民進黨自己一手促成的──陳水扁的失德失政、黨內激進路線固然都有責任,但最重要的制度因素是,民進黨自己修出讓自己不得翻身的憲法。自作孽,怪得了誰!

為勝選的國民黨把脈

中國時報 2008.01.14 
為勝選的國民黨把脈
楊泰順

 國民黨贏得壓倒性的立委勝選後,不少人擔心,在兩個月後的總統大選中,泛綠選民可能因失敗的悲情而更為凝聚,而泛藍選民卻會因勝選而鬆懈,造成不利於總統選舉的「鐘擺效應」。此一擔憂,乍聽似乎有理,但卻經不起事實的檢證。

 國民黨選舉罩門,傳統上便在於其歷史的包袱與所謂的「中國情結」,而這兩項議題,經過這次立委選戰的試煉,似乎已獲得相當程度的化解。選前民進黨大打「去蔣牌」,企圖激發民眾對舊威權統治的記憶,但無論選前民調或選後結果皆證明,民進黨非但未因此獲利,反而由於操作過當而被反噬。政黨票上「中國國民黨」的正式稱號雖曾讓黨內憂心忡忡,深怕「中國」兩字會使得本土選票流失,因而曾有改名之議,但最後超過五成的政黨票證明,台灣選民對中國的排斥其實沒有民進黨宣揚的激烈。

 在「黨產公投」的文宣中,民進黨聲稱如果能取回黨產,國小學生將可享有免費營養午餐,顯然企圖將歷史回憶與現實利益結合。但儘管如此,此一公投案也僅能得到二成六選民的迴響。此一訊息透露,選民更在乎的,已不是歷史的舊帳或空虛的承諾,而是施政成績的比較,就此而言民進黨似乎提不出具有說服力的論述。

 如果說「本土與中國」,「民主與威權」是鐘擺的兩端,那當「中國的迷障」與「威權的餘孽」已不被選民認同時,鐘擺便根本失去了回擺的動 力。過去,「清廉與金權」曾是鐘擺的兩端,但民進黨執政的八年,卻自己拆卸了這個對比的吸引力;而「制衡防腐」也曾是民進黨賴以坐大的號召,但當深綠的訴 求使制衡變成兩極衝突時,選民已被迫選擇「安定」而非「制衡」。缺乏可信的訴求與鮮明的對比,鐘擺如何回盪?

 掌控四分之三國會議席的泛藍,未來在推動政策上已無阻力;甚至一如陳水扁所言,就算民進黨未來當選總統,如果拒絕配合國會也可能面臨被罷免的威脅。此一現實,擅於觀察風向的國內外政經勢力,必然早已了然於胸。故而,在政治局勢提前明朗的情況下,國內外資金應已開始佈局未來的兩岸題材,而政治捐獻也會出現西瓜效應偏向馬營。當產業景氣資金行情而轉趨樂觀,且壓寶風險又大幅降低下,國民黨必是最大的獲利者。謝長廷或許會嘗試返回中道,但這只會強化泛綠選民的疑慮,且決戰前兩月的重大改變,更是兵家之大忌。換言之,立委選戰的大勝不僅不會造成鐘擺效應,反而更有可能形成「遊行花車效應」:當各方人士看到遊行花車如此壯麗,無不希望加入以分享榮耀。

 在單一選區制下,國民黨的當選人不乏派系名門之後,有些人擔心,驕兵悍將難以駕馭,未來開議後立院的表現恐將成為總統選舉的負面文宣。此一想法似乎也是多慮,畢竟在選戰的過程中,就算擁有地方基本盤也很難排除馬英九的光環加持。再者,國民黨以在野地位贏得大勝,其民意的代表性更非當年延續威權餘蔭所形成的多數所能比擬。是故,我們可以預見,儘管未來立委的政策影響力因席次減半而大幅增長,但黨中央的制衡能力,也將因超高席次的安全感及強大的合法性而更具威力。

 我們不能不憂心的是,當十五年前國會懸殊的政黨比例重現,民進黨會不會再回當年暴力抗衡舊路線?尤其,當民進黨意識到問鼎二○○八大位的希望已十分渺茫,為了以小博大蓄積二○一二再戰的實力與題材,國會的亂象勢必被再度複製。故而,筆者深切期待,國民黨應善用其當前的席次優勢與民意期待,建立國會問政紀律與議事效率。未來副院長,甚至院長的選擇,也應以此一考量為基調。如果沒有可信賴的國會與表達國會多數意志的健全程序,就算總統能夠選贏,我們也仍然跳脫不了朝代輪替的歷史循環,屆時悔恨鐘擺的回盪,百姓早已無語問天。

 (作者為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教授)

當家不該鬧事 鬧事不配當家

中國時報 2008.01.14 
當家不該鬧事 鬧事不配當家
朱敬一

 上周末立委選舉投票,結果民進黨大敗,大概是過去十年該黨輸得最慘的一次。執政黨選輸,當然與他們執政表現不佳有關。但是最讓人民受不了的,恐怕不是執政表現好壞,而是他們動輒製造紛亂、鼓動對立的「當家鬧事」作風。以國會備詢為例,執政黨不論是部會首長或政府官 員,都常擺出強勢應對的姿態,給人一種「不惜對幹」的感覺。一般而言,強勢的姿態都常會導致對峙、虛耗,在對峙之一方讓步以前,事情的發展都充滿不確定, 社會大眾也都對此氛圍感到焦躁不安。由於這社會不安部分是肇因於主政者強勢,因此,主政者此種「不畏衝突、不惜對幹、不怕虛耗、不作妥協」的作風,當然就 是「當家鬧事」。如果說「當家不鬧事」是一種社會規範,那麼「當家勤鬧事」似乎就值得深入分析了。

 假設我們將「當家不鬧事」視為一句諺語、一種道德規範,而不去細究其背後的可能意涵,恐怕就會失之膚淺。諾貝爾獎得主貝克(G. Backer)指出,社會上流傳久遠、習以為常的規範,即使是道德層面的,其實隱隱然也有其理性支撐;若無理性支撐,這些規範通常不太容易長久存在於社 會。對政客而言,沒有理性基礎的道德訴求更是不可依恃;政客們通常是精於算計、斟酌利害的動物,他們當然不會去服膺一個不符理性算計的道德呼喚。民間若會 留下「當家不鬧事」的諺語,必然是因為鬧事會不利於當家政客。因此,我們必須要把政客鬧事的後果予以理性鋪陳,才可能理解目前的當家者為什麼喜歡鬧事。

 首先,讓我們檢視當家鬧事的可能壞處。選前一階段或二階段領投票的選務流程爭議,藍綠陣營僵持不下,好一陣子無法取得共識,為此次大選埋下不確定性的種子,但最後卻是藍營讓步才解決爭端。照理說,執政黨掌握行政資源,有能力透過協商、交換,理性解決這些紛爭。然而,執政黨先前卻接連拋出戒嚴說、緊急命令說、延選說以為回應,造成政局動盪、民心難安,不確定性的氛圍濃厚;這恐怕也是去年十二月台北股市大跌與投資疲軟的原因之一。

 一般而言,投資大眾不見得喜歡利多或討厭利空;他們最害怕的,反而是不確定。財務理論告訴我們,透過市場機制的正常運作,利多消息必然會使投資報酬率以及證券價格上漲;而利空消息則會使證券價格下跌。然而政治上的不確定性,其影響卻是相當難以估計與衡量的。因此,當投資人對後市感到多空不明時,最常見的應對方式往往為遞延其消費與投資決策。這樣的遞延效果,讀者可以從去年十一、十二兩個月小客車銷售數據大幅滑落看出端倪。汽車屬於耐久性消費財;當人們對未來感到不確定時,大筆金額的消費或投資,通常會延緩決定。倘若政府真的頒布戒嚴、緊急命令或延期選舉,將會對台灣社會造成巨大衝擊,動搖台灣近二十年的民主根基。籠罩在這種不確定因素的陰影下,消費者的信心不足,只好等待局勢明朗時再行考慮。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民間耐久性消費財的支出必然會大幅滑落。

 政局不安造成內需不足、企業倒閉,這帳要記在誰頭上呢?一般而言,偶爾一次或可說是在野黨搗蛋,但持續數年如此,就很難再硬拗了。我們想要提醒所有的主政者:當家鬧事所帶來的社會成本,最終往往仍是由當家者負擔。任何熟悉企業管理ABC 的人都了解,企業老闆承擔公司經營成敗的所有可能風險。正因如此,學界都將業主稱之為剩餘價值請求權人(residual claimer)。在政治上,所謂業主就是執政者;他們必須無條件承擔所有剩餘的政治後果。社會學大師韋伯(M. Webber)所說的責任倫理,所指正是如此。韋伯指出,主政者如果只是陳述理想、挖心掏肺地表白、強調自己起心動念之善良、加入聯合國的意願有多麼強, 那是毫無助益的。負責任的主政者不能空談理想,而要想辦法解決問題、做出成績。而人民由於不了解諸多政治細節,只能以成敗論英雄。政通人和、國事順遂,則是成功經濟衰敝、國力日減,就是失敗。簡單若此,其餘皆屬枝節,政客們無需多做解釋,人民也沒有必要聽他們廢話。

 總之,當社會動盪不安、民間投資消費呈現負成長、企業無預警倒閉,而很難歸咎於特定因素時,往往由當家執政者吸收社會成本。當執政者以停選、戒嚴等手法威脅在野黨時,表面上看起來占了上風,事實上,政府正在為自己製造的不確定性,付出龐大的無形社會成本。由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明白,「當家不鬧事」其實與企業管理中的「剩餘請求權」論或韋伯的「責任倫理」論,都是圓融互通的。當家若常鬧事,他一定就會想盡各種辦法,把責任推卸出去;或說是天災地變、或說有恐怖攻擊、或說是有人唱衰、或說是在野掣肘。講來講去,鬧事的當家就是不肯承擔剩餘的成敗責任。

 結論是:國家搞爛了,都是你們的責任,不是我的責任!問題是,人民能同意這樣的卸責語言嗎?

 讀者若問企管學者:一家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常鬧事,弄得股票大跌、利潤縮水,小股東該怎麼辦呢?他們的答案一定很簡單,下回董監改選時不投票給現任的董事,促成董事會改組與總經理換人。用白話文說,那就是「當家不該鬧事,鬧事不配當家」。上個周末,台灣的選民用選票對這個句子做了最好的詮釋。